从退而做律师到进而从政——民国的律师传统

从退而做律师到进而从政

——民国的律师传统

傅国涌　

　　“从退而做律师到进而从政”，大家不要看这个题目很敏感，其实一点都不敏感，因为我讲的是民国，跟共和国63年毫无关系。今天我要讲的是民国的律师传统，不是共和国的律师传统。

　　民国的律师传统可以梳理出很多条线索，我今天只有时间讲一条线索。这条线索就叫：从退而做律师到进而从政。

　　我其实更愿意把律师称为辩护士，中华民国和律师基本上是同一个时间点产生的。当年浙江省在《浙江公报》上就刊登过浙江提法司核准的辩护士名单，上面有一百几十个辩护士，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律师。在《暂行律师章程》出台之前的中国，至少在浙江省有过《辩护士法》这样的法规，所以我更喜欢用辩护士这个说法。律师是人民的辩护士。

　　当年上海律师公会的大楼，现在是一家工商银行，但已经把一楼让出来了，作为上海律师公会旧址陈列馆，已经开放了。这是中国律师界的一个标志性建筑。 上海律师公会发给每一个会员的证章、会员证书，王造时、史良、江庸、沈钧儒他们加入律师公会时候的登记表，他们在一起开会时的合影，今天都还可以在那里看到。

　　1935年，杜重远言论自由案发生以后，因为抗议司法判决不公，有20多个律师联名给上海律师公会写信，要求抗议法院的违法判决，上海律师公会接受了这些律师们的建议，以上海律师公会的名义发出给司法院写的公函。

　　1938年，为了抗议日本侵略中国，上海律师公会给国际联盟发电报，要求制裁日本。

　　从这些图片里面可以得出一个看法，至少在那一个时代，无论是北洋政府时代，还是南京国民政府时代，那个时代的辩护士们、律师们，他们能够守护律师的职业伦理（包括职业规则，职业尊严、职业荣誉），就像守护眼珠子一样。他们对律师界内部的那些败类，或者违规操作，律师公会同样会发函警告甚至进行惩罚。（这是上海律师公会警告一个违规律师的公文。）

　　其次我们还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律师是能够超越政治立场的。这位法国留学回来的法学博士吴凯声先生，他汪伪政府时期当过外交部次长，但是我们知道他曾经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多位著名的领导人做过辩护律师，他为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做过辩护律师，他为陈赓大将做过辩护律师，他也为廖仲恺的儿子廖承志做过辩护律师。难道他相信共产主义吗？他绝对不相信。但是作为一个律师，他是尽本份的，尽责任的。

　　不仅是他，章士钊曾经为陈独秀辩护，章士钊难道赞同陈独秀的政治观点吗？当然不赞同。我们还看到21个当时中国一流的律师，包括张耀曾律师在内，为“七君子”辩护的时候，他们的政治立场是并不一致的，他们不赞成“七君子”偏左的立场、偏共的立场，但是他们还是站出来为“七君子”做了辩护。所以我看到那个时代，作为律师，他们是能够守护自己的职业伦理，来为不同政治信仰，不同政治观点的人做辩护的。

　　我看到那个时代形成了一个传统，就是退而做律师的传统。在民国三十八年之前的中国，就是1949年以前的中国，退而做律师在那个时代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我这里只是随意地拎了几个比较有名的人出来，还有更多不是很有名的律师都曾经是官场上退下来的。在民国前十五年三次出任司法总长的张耀曾律师，曾经做过司法总长和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律师，曾经做过大理院院长的董康，曾经做过众议院议员的刘崇佑，曾经做过众议院议员的沈钧儒，曾经做过浙江省议员的阮性存……这个名单我们可以一直排下去。他们很长的时间都是退而做律师。

　　但是我看到随着历史的演变，在民国六十八年之后，1979年之后的中国台湾出现了另外一个现象，就是进而从政。我随便举几个律师为证，这几个律师都是“美丽岛”一案的辩护律师，苏贞昌、谢长廷、陈水扁、尤清、江鹏坚、张俊雄，还有其他人，因为当时出来辩护的有21个律师，其中从政的比例非常高，而且这些人有多位后来都做了中华民国的“总统”或者“总统”候选人、“副总统”候选人、“行政院长”之类的。 民国百年，中国律师的百年兴衰，这条脉络是很清晰的。前三十八年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传统？有一个退而做律师的传统，为什么能够退而做律师，因为做律师是有尊严的，做律师是有体面的，所以他们可以退而做律师，可以做律师而生存。在民国六十八年以后，从1981年开始这批律师踏上从政之路，纷纷当选为台北市议员、台湾省议员。谢长廷是1946年生，苏贞昌1947年生，陈水扁1951年生。“美丽岛”一案发生时，1979年，诸位看一下他们的年龄，最年轻的陈水扁竟然只有28岁，年纪最大的谢长廷也只有33岁，这批年轻的律师从1981年开始因为“美丽岛”一案辩护的缘故踏上了从政的道路，从“议员”到“总统”，这条路就走过来了。

　　我感受到这样一点，无论是“退而” 到专业领域做律师，还是“进而”到公共领域，他们有一个相同的地方就是有一个共同的底线，他们对职业伦理的那种在意，对职业伦理的坚持，这种职业伦理就是前面讲的超越政治立场的，不分左右的，不分你信仰三民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当然，不论“退而”还是“进而”，是民国三十八年之前，还是民国六十八年之后，都是由社会条件决定的。如果这个社会没有开放选举，无论有多么强大的律师都没有机会去进而从政。所以更加重要的其实不是退，或是进，而是可进可退。只有建立一个每一个人作为个人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偶像的常态社会，每一个人才可以选择退或是进。

　　今天的中国是这样一个中国，在是非善恶、得失成败之间，可以毫无疑问地肯定世人更多地强调得失成败，律师行业毫无疑问也是如此，是非善恶只有少数人才会在乎，多数人并不在乎，多数人只在乎得和失、成和败。我们今天能够来到这里也是特别地不容易。我来到这里之前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一直进了这个大院我还不知道到哪里去，看见了标牌，我才知道到这个8楼。 在今天这样一个讲得失成败的时代，我们能来这里，本身就是一种选择。

　　今天对律师业来说，在暴得大名、万众瞩目和脚踏实地、得寸进寸之间，无疑更多的人选择前者，恐怕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的人选择暴得大名，一夜成名，万人瞩目。但是我深信，在这两者之间，在脚踏实地和暴得大名之间有一条共同的底线，就是职业伦理，就是民国时代的律师们、那些辩护士们曾经坚守的职业伦理，我得出这样的一些基本感悟和诸位朋友和前辈们分享。

　　我深信一个传统不仅是由个别明星式的律师塑造的，它更是由默默无闻的律师共同塑造的，后者才是基础，是底部，是常数，可遇可求，前者带有更多的偶然性，所以我并不是太看重明星式律师的出现。

　　第二个感悟是历史不仅是由那些广受瞩目的事件构成的，不是由那些广受瞩目的法律个案构成的，更是由那些默默的发生并没有受到广泛关注的事情构成的，后者比前者更能够反映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真实而普遍的面貌。

　　第三个感悟就是事实判断先于价值判断。中国人有很多的分歧，当我们有无数个分歧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先做事实判断，然后再去做价值判断，这样张千帆兄刚才所说的共识也许更有可能形成，因为只有在事实判断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有真的共识。今天的中国更多的人都在讲价值判断，你是左的，他是右的。如果我们一直都在纠缠左和右，中国的未来是无法达成共识的，今天没有共识，将来也不会有共识。我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悲观主义者，和章诒和大姐一样，对中国的未来并不怀抱希望，但是同时我又是一个相信上帝的人。我深信当我们人绝望的时候，上帝会为中国开出一条意想不到的通道。 我们信耶稣的人有一句话，人的尽头就是上帝的起头，当中国进入了在人看来毫无指望的这样一个绝境的时候，当北京的雾霾要把整个城市埋掉的时候，当我们看见任何的道路都已经堵死了，无论是上天还是入地，四面八方都没有了路。这个时候上帝会亲自伸出他的手，给我们一条通道。我愿意把中国的未来交到上帝的手里，当然上帝是不会亲自地显现，上帝要借人来说话，要借我们这些活在地上的人，包括活在地上的信他的人在内，也包括不信他的人也在内，因为都是属于他的，他会借助我们说话，借助我们去开通道路。虽然这条路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上帝的手里掌握着明天的道路。中国的明天不在一个很诡谲的地方，也不在一个很复杂的地方，中国的未来其实也是一条光明的通道，只是这条通道我们今天还看不见，但是我相信上帝手里已经有了，他的手里有一个蓝图。 昨天我在来京的路上，一直在飞机上看一本书叫《上帝的蓝图》，边上的乘客很好奇，说你看这个书，这个书有这么好看吗？我笑笑没有回答他。上帝的蓝图，这才是真正美丽的蓝图，超越我们人的想象的蓝图，在他的蓝图里，有公平，有正义，《圣经》告诉我们，在他那里公义有如滔滔江河。今天的中国缺什么？最缺的就是公义。所以我相信未来只有上帝亲自来带领，我们人只有尽自己的本份去努力。谢谢诸位。

　　2013年3月3日根据录音整理